作者：张怡微
在小说世界里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。这真遗憾，因为我和朋友们明明看到了真感情。 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，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。
故事非常简明，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。两个女孩子，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，父母为计生忧愁，为她们的性别感到遗憾。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，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。她们只是接受了这种"遗憾"，比较乖巧地生活着。她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，是两只小鸡。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，她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、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。她们分享糖果，是过年时攒下来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，堪称一个事变，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，她们再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，小鸡也被人抓走了。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。友谊也没能帮上她们的忙。小说的结尾是，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，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，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。
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，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小动物朋友，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想这种"掠夺感"，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，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受到性别的压力。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，晒过的萝卜干、咸鱼，剥过的黄豆，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。但她们什么也没说，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。如果不是有文学，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，早早打工，早早嫁人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我有个中学同学，仔细想起来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班主任跟我打听她爸妈离婚的事情，我不肯说，我说我不知道的，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一千米，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，我宁愿去跑步。回想起来，大概就这点情义。她没有妈妈，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。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她还有个弟弟。她说她有点想结婚了，爸爸连她男朋友面也没见过，就说非常满意、特别支持，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大闸蟹。她问我好笑，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。我想她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然而她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，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。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，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，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者打击偏见，总是令人高兴的事。
在小说世界里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，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、比较，是经不起时间、金钱考验的东西。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，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义，譬如借钱、顶罪、托孤。河合隼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，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，他祖父说，所谓朋友，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，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。相比之下，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，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的。这真遗憾，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，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，奇怪的是，它常常为人轻蔑。
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《评雪辨踪》，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，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，所以认识我。然后入座时，她又坐在我身边，非常巧。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。因为这和网络上即时回馈很不一样，是更为古典的、传统的、偶然的相逢。然后她突然问我，"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?"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，实际上她想知道小说里写的事是不是真的，她很好奇。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，但后来想想，其实不应该这样。我对她说，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，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。因为自古以来，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。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，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。我们表达得不太好，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，总比没有声音好。
她说，嗯，你说得有道理的。(张怡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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